儒-道互补的文化设计及中道超越的可能
作者: 李孟潮 / 4026次阅读 时间: 201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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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理障碍,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词,“痛苦”。
所有心理治疗的目标,都只不是如何超越痛苦而又不违反社会规则。孔子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我们知道,今人有痛苦,古人自然也有。今人有心理治疗来缓解痛苦,古人用什么?不外乎儒、释、道。
古人可以如此缓解痛苦,今人为何不可?

这大概和当今的文化状况有关。
当代中国可谓礼崩乐坏,一个真正的“乱世”。我指的是文化和心灵的混乱与焦虑。“五四”运动和“文革”可以说把中国传统文化摧毁得命若游丝。但是问题在于,文化的功能在于设计、塑造一个人的自我。
没有了一个稳定的文化架构,我们的自我如何形成?我们的身份认同如何完成?于是乎,我们只好抓住钱,这个最虚无缥缈的东西。

克尔凯戈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旧译齐克果)说,人生有三阶段:美感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传统文化设计可以让大部分人处于伦理阶段,也有机会进入宗教阶段。而现在伦理混乱,宗教又缺乏生存空间。

所以我们只有了美感阶段的生活,即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主要表现为不断寻求欲望的满足。莫扎特歌剧和拜伦长诗中的《唐璜》就是其典型代表。处于美感阶段的人沉湎于欲望的满足。但是欲望满足后带来的是精神失落(如果文化中缺乏精神升华的途径的话)。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心理治疗能够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原因?

我们盼望着通过心理治疗这个舶来品拯救失落的精神,寻找到自我定锚之处。就像当年盼望着马克思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拯救中国一样。

但是我们也许不能忘记的是,真正让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如海德格尔认为,“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184页)。

亦然,国人的灵魂空虚所至的心灵性神经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Frankel语),也许从本国文化中寻求治愈良方可能是一条捷径。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关起门来闹革命,西方临床心理学的方法、架构就像一盏盏明灯,通过认真学习它们产生的源流、应用的范围、优势和弊端,能够帮助我们更快从本国文化中找寻到我们需要的资源,更好设计出适合国人的心理治疗方案。

而且,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渗透入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些东西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设计适合国人心理治疗方案时也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对以上问题我的一个初步的思考的起源是,中国人的个性有何特点?

这方面有三个有关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个研究:
早在三十年代,大谷孝太郎就提出:“斯把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叫做多重结构,矛盾结构。 这不是说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自我来统一,是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结构 交叉,不是说,病理现象起支配作用。自我是一个;这个自我经常由一种精神作用转向另一 种精神作用、由一个部分结构转向另一个部分结构,转转飘飘乎移动。也不是说,结构内部 有诸种方向之间的角逐、从属关系之间的动摇,而是在结构外部即行为和表现出的态度,到 处有矛盾,包含着生活观相互矛盾。中国人精神的矛盾结构是外部矛盾结构,缺少来自内心的能够施加控制的统一。”(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171~17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9)

第二个研究
台湾李亦园、杨国枢等把中国民族的性格作如下三点描述:
第一点,在个人性格的表现上,中国人的“个人”对整个环境的存在都是采取协调、和谐的态度;个人在社会中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存在。从这个基本态度出发,有三项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
(一)尽量控制一些突发的感情,趋向于间接、含蓄的方式表达感情;而表达出来时,也尽量不损害别人。对他人的意见,则尽量避免冲突和直接的反对。
(二)中国人行为的表现是谦虚、谨慎、抑制,甚而是稍有退缩。在群体中都尽量采取顺从团体的态度,不愿在团体中把自己的地位显露出来,对社会的压力表示顺从,采取小心的接受。
(三)个人在整个团体中,时常表现出中庸、折衷、妥协、世故,而不走极端的性格。
第二点,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人所表现的性格特征也可分三项来说明。
(一)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上所谓的“他人取向的社会”(other oriented society ),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人”的意见对个人的行为规范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别人看法的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因此成为一种被称作“耻感”的社会或文化(shame oriented society or culture)。
(二)中国人的社会又可说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家庭人伦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典型模型,伦理观念的约束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谐、有序、亲切、温暖而产生安全感、稳定感以及持久、延续的态度。但是家庭模型人际关系过分扩大时,则又产生“唯情”现象,凡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是好的,尽可能给予好处,与自己无关的人都是可疑的,最好不去理他,因此就产生所谓“公德心”的问题了。
(三)由于“父子伦”模型的扩大,并经由儿童教养的过程,使中国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格,所谓权威性的表现在如下各项特点上:1.对于权威经常是没有条件地接受服务,2.趋向于重视权势,3.易于延续惯例、因循旧习,4.谴责破坏成规者,不乐于太快变迁,5.倾向于相信命运,6.爱用两分法来作判断。
第三,在对宇宙或自然的态度上,中国人表现的是“乐天知命”的观念。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存在于一种均衡、和谐、协调的状态,人生存在这宇宙之间,尽量要顺乎宇宙自然运行的法则,以便维持整体的均衡与和谐,因此做人要尽其本分、刻苦、耐劳、勤俭,说到这样的地步则是“尽了人事”,其它的则非人力所能及,所以即使不能如人意,也就无可怨尤了。在维持自然与人的和谐上,“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人宇宙观最高境界。人对自然宇宙不是采取征服、占有或无尽利用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协调、相互依赖共存的生生不息之态度。在时间观念上,中国人一向是采取有周律的延续的想法。(李亦园:人类的视野。64-67,上海文艺出版版社,上海,1996)

第三个研究
沙莲香等经过历时7年的调查,把原先提出的14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仁爱”、“气节”、“侠义”、“忠孝”、“理智”、“中庸”、“私德”、“功利”、“勤俭”、“进取”、“实用”、“嫉妒”、“欺瞒”)重组为“忠恕”、“中庸”、“务实”三个主要人格特质。沙莲香等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具有双重性、趋中性、匀称性的特点,这与“中国文化的儒道之间的园满结合密切相关”。(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69~317,中国人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0;沙莲香等著:中国社会文化心理。5-16,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8。)

可以看出,这三个研究的共有特点是发现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存在这一对互相矛盾,而又相互补充的自我表象,他们分别由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塑造而成。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虽然“五四”和“文革”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消除了儒家学说的影响。但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中国的家庭结构保证了儒家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这就形成了自我中主要由儒家文化濡化的一面,我们称之为儒家的“我”。

这个儒家的“我”表现了中国人高度社会化的一面,在情感模式上表现为对情感爆发的抑制,表达感情时趋向于间接、含蓄、内控的表达方式,以间接含蓄的方法表现感情,认知模式表现为异体中心模式([美]简卢文格著 韦子木译 .自我的发展. 第一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8-139)]。在人际认知中,以家庭为中心,“个人”对环境的存在是采取协调、和谐的态度,个人在社会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存在。个人在整个团体中,时常表现出中庸、折衷、妥协、世故,而不走极端的性格,成为一种“耻感”的社会或文化(shame oriented society or culture)。因此中国人特别“好面子”。对于权威经常是没有条件地接受,趋向于重视权势,易于延续惯例、因循旧习,谴责破坏成规者,不乐于太快变迁,倾向于相信命运,爱用两分法来作判断,系统逻辑为非此即彼。而对应的行为模式是谦虚、谨慎、抑制、退缩,尽量采取顺从团体的态度。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亚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追求个人主体性的凸现,向往纯真无染的心灵境界,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这是通过“弃知绝学”、顺应自然等无为的手段,达到“真人”的境界,即人的自然本性(道)的显露。(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的跨文化解析. 第一版.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159-216)]这形成了自我中的道家的“我”。

道家的“我”表现在认知模式上自我中心模式,表现为“乐天知命”。认为整个宇宙是存在于一种均衡、和谐、协调的状态,人要顺乎宇宙自然运行的法则,以便维持整体的均衡与和谐。在人际认知中,绝仁弃义,崇尚自由,反对虚诈,系统逻辑为“既……又……”。情感模式上反对儒家似的以礼为由的情感,讲究率性、求真;行为模式上倡导顺其自然、寡欲少私、恬淡冲虚。(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第一版.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5-28)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有两点:1这样的两分法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其实我们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史就知道,儒家和道家后来合二为一的。2还有两个文化体系支撑着儒家和道家,他们分别是墨子和杨朱的观念,杨墨互补作为另外一套文化体系补充了儒道互补的不足。

人格中的矛盾对熟谙荣格心理学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霍尔就谈到:“事实上所有的人格理论家,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什么样的主张,都认为人格同时容纳着可以导致两极冲突的倾向。……没有紧张,也就不会有能量,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人格。”( C.S.霍尔、V.J.诺德贝著 冯川译. 荣格心理学入门. 第一版.北京:三联书店, 1987. 66)

中国人从小到中年的末期,一直都是儒家的“我”逐渐发展,而到了老年,道家的“我”又占了上风。直到最后达到儒道平衡的境界。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设计让中国人在人格中能够整合儒家和道家这对矛盾的?

这涉及到儒家和道家的共同起源――《易经》所说的“道”。

儒释道杨墨,它们都是围绕着这个道开始架构的。

这个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中道”。

中道是生命本能的最重要的特质,所以中道动力也是最基本的动力(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它让中国人能够在各种欲望和要求之间“允持其中”,防止生活中出现过多的冲突,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保持一种平衡的倾向,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心理障碍。

他有点类似于儒家的“中庸”,沙莲香等认为中庸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价值含量最大,它“为人们的知和行留下足够的空间,足以使人们灵活自如地运用应对生活和诸多人际关系”,它具有中介作用,如沟通力。既保证人的社会化完成,又保证七情六欲适当的宣泄。

一个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也是他人的)中道的人的人格就会走向两种超越境界:
(1)天人境,一种由儒家式的由外向内的超越方式,特点是以天合人;
(2)自然境,一种道家式自内向外的超越方式,特点是以人合天。

而佛家(尤其是禅宗),其实是整合、扩展了儒家和道家依据的中道。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如何帮助咨询者扩展他们的中道动力呢?

有关这一点,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一种做法是首先帮助咨询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点上,这在道家叫做“抱元守一”,佛家净土宗叫“专念佛号,一心不乱”,而心理治疗师是帮助咨询者把他的注意力专注到“自我”这一点,我们是通过倾听和同理达到这一点的,我们倾听的时候,是听咨询者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同理,也是完全反映咨询者的情感、思维、欲望、信念、体验,而不是治疗师自己的。换句话说,我们暂时放下了自己的“自我”,在治疗室里面,治疗师的“我”实际上就是咨询者的“我”。这一点罗杰斯和弗洛伊德都是很强调的。

然后,我们会帮助咨询者完全的“自我接纳”,这个自我接纳不仅仅是接纳“我”的善良、美丽、温柔,也不是仅仅在别人接受我的时候我才接纳自己,而是接纳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丑陋、痛苦、淫邪、攻击性,即便别人不能接受这些感觉和欲望,这在森田疗法称作“顺其自然”,而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也是帮助人们能够不再压抑这些感觉,儒家所说的“诚”,佛家说的打破“我执”、道家说的“自然”也是这个意思。

最后,我们要帮助咨询者达到虽然“顺其自然”,却不是“为所欲为”的行为调整,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忍辱波罗蜜”,“不逾矩”。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一切,也就能接受别人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接受别人骂我“猪猡”,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那么不讲礼貌,不能容忍“我”像他一样无礼,不能接受我会像他一样有时候有侮辱别人的冲动,如果我想到,有时候我也会像他一样粗鲁,一样有攻击人的欲望,也就不会为别人这种行为很愤怒了。并且,当“我”能接受自己一切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即便我是猪猡,我也接受这个“猪猡的我”。我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接纳自我的人会做出什么反社会的行为,所以,也许这最后一步也是“头上安头,床下叠床。”

所谓“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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