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缺失与慈悲认同
作者: 李孟潮 / 11656次阅读 时间: 2015年11月02日
标签: 反移情 李孟潮 慈悲 四无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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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缺失与慈悲认同

李孟潮

【摘要】作者提出,害羞自恋人格来访者往往伴随“慈母意象”记忆缺失,在治疗关系中此“慈母意象”会投射进入治疗师内心,激发治疗师反认同此慈母意象,并使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等各种技术进行应对。治疗师在使用这些应对方式时需注意觉知其所防御的情绪和自体-客体关系配对。佛教历史上“慈悲”禅修技术的变迁,对于治疗师有较高启示作用。尤其是“舍心”的培育,和自身夸大,哀悼母爱缺失这一代际-文化创伤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慈悲 反移情四无量心

1导言

近年来,在我及督导学员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一群女性害羞自恋的来访者,都存在于“慈母意象”确实这一记忆特征。

本文意图从四个侧面探索这一现象——

第一,厌弃慈母身份。“慈爱母亲”这种传统文化的理想母亲意象,既遭到家族中男性的攻击、贬损和虐待,又被家族中女性们厌弃,并且非常恐惧自己的女儿们认同这一角色。

第二,害羞自恋。母亲们对慈母身份的厌弃,促发了原始依恋创伤。这种创伤演变成成年后的自身价值核心空洞感,自体脆弱,受不了日常性批评和厌烦,及对无条件母爱的贪婪性渴求,其核心的自体客体关系配对是“抛弃性母亲——脆弱的女儿”。

第三,慈母意象投射到男性治疗师。以上动力形成了这些来访者在治疗关系中,首先会“重男轻女”,治疗师的男性身份成为她们选择的重要依据。其次会体现为对治疗师长期“依恋”、尤其是依赖治疗师提供“温暖”、“亲近”、“在场”感。尤其是幻想这些“治疗师之爱”是无条件的,从而可以弥补记忆中童年母爱的缺失空洞。当这些欲望遭受挫折,就会期望治疗能够无限期延长,保持和治疗师“白头偕老”的亲情连接。

第四,作为防御的四无量心。治疗师对这种亲情投射的最常见防御,就是反认同“慈爱母亲”这一角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练习,便是这种防御方式的意识化操作。在四无量心练习中,往往最困难和最容易诱发创伤记忆的是舍心发送。舍心诱发的遗弃感尤其值得关注。

2代际创伤和母爱缺失

父性缺席,近年来已经广为人知。但是正如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贤妻良母的支撑一样,每一个缺席父亲的产生,也离不开母爱缺失这一文化土壤的孕育。

母爱缺失的产生,大约有如下历史文化原因:

第一,建国后从1950~1980年代,一大部分婚姻是强迫性婚姻。比如说地主的女儿必须嫁个工农子弟,才能在历次运动中保命。这种婚姻的基础是夫妻对立乃至仇恨,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有几位来访者的母亲,从小就告诉自己的女儿,“我嫁给你爸是为了保命。”“我从你们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盼着你们长大,我就可以不靠那个男人了。”

第二,建国后文化,一直是不支持家庭妇女和母职功能。传统母职,被认为是压在女性身上的大山。母爱泛滥的女性,甚至可能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理想女性被定义为“不爱红妆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女性的理想人格,从小到老,分别是“草原小姐妹”、“刘胡兰”、“江姐”、“双枪老太婆”,她们共有特征都是热爱事业、慷慨赴死、舍小家为大家的“女英雄”。很难想象这些女英雄们会赞同半年以上母乳喂养和全职母亲的角色。

第三,事实上,绝大部分城市人口中的母亲,即便想要进行符合依恋理论的西尔斯育儿法,也没有条件。因为1980年代之前,母亲们产假很短,而且母亲们往往必须表现为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义无反顾地才生完孩子就投入生产,把婴儿们留给各单位的托儿所照料。而托儿所的老师们,接受的是当时流行的节制育儿法。这个节制法除了要求养育者不抱持婴儿,对婴儿哭泣进行负强化外,对过度哭闹的婴儿经常会使用小剂量水合氯醛催眠。

以上三点已经足够让大部分大陆女性厌弃慈爱母亲认同,但是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

如大多数父亲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上无经济力量支持母职,更不要说支持全职母亲。

如婴儿出生前被赋义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文革期间,不少父母亲眼目睹子女殴打、批斗、举报其父母,从而亲子关系中充满了提防和戒备。

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母性厌弃这种现象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未免失之偏颇。

这种见解的局限很快被一些同行纠正,他们告诉我,港、台地区个案中同样存在女性们厌弃母性的情况。包括一向被中国人幻想母爱泛滥的日本,也有类似情况。(Jolivet, 2005)

故而,女人们不再认同“慈母意象”,应该也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文化,也仅仅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左倾的激流,它和女性解放、自我的个性化倾向共同影响我们的个案及其家族。

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的是,母性厌弃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对传统的重男轻女文化的补偿和反馈,早在《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中,就可以看到母性厌弃的踪迹。

3害羞自恋人格

这组来访者有很多特征,如女性以自己身体为核心的低自尊,忽略身体或过度修饰身体,嫉妒男性,过度专注于发展职业竞争,不少人大龄未婚,或者形成“婚内离婚”的关系,往往伴随性心理障碍,如性交疼痛、性感高潮缺乏等。

但是她们最突出的人格特质应该是比较接近我们西方同行所命名的“害羞自恋人格”。(Akhtar,2000)

当我第一次介绍害羞自恋人格给学员时,遭遇到一片惊呼。

“惊呼”的内容是此现象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称呼它为“自恋人格障碍”,而只能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

害羞自恋人格主要有四大特点:低自尊、高敏感,怕人笑,超我严。(Ronningstam F.E.,2005,P.101-105)

1)自尊调节:低自尊感,阻止真实的自我评价(自我欣赏)和自我能力的发展,因为自己的抱负或夸大的目标而感到羞耻。会产生出补偿性的夸大幻想,幻想自己是特殊的或完美的,无法承受批评。(Inhibitions preventsactual self-appraisal and development of real capability. Shame for ambitionsand grandiose aims. Compensatory grandiose fantasies of being special orperfect; intolerance of criticism)

2)情绪调节:高度敏感,低情绪耐受性,高强度的羞耻反应,害怕失败,情绪抑制和疑病倾向(Hypersensitivity and lowaffect tolerance; intense shame reactions and fear of failure.Affect inhibitionand hypochondria)

3) 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和职场抑制,难以忍受展示自我,难以忍受来自他人的关注,对于羞辱和批评过度敏感,会变现得引人注目,讨人喜欢,谦虚和低调,存在真正理解他人的困难,无法告诉别人自己对别人的真实想法,有强烈的嫉妒感。(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Interpersonal and vocational inhibitions; low tolerance forexhibitionism and attention from others; hypersensitive to humiliation andcriticism; appears attentive, modest, and humble. Impaired capacity for empathyand genuine commitments to others; strong feelings of envy)

4) 超我调节:过高的、严格道德标准和良心要求,严厉的自我批评,有不可达到的、隐藏的自我理想,容易感到后悔和内疚。(Super-egoregulation:Higher moral standards, strict conscience, and harsh self-criticism;unattainable and hidden ideals; ability to feel remorse and guilt)(Akhtar,2000)

这种情况在病理学起源上似乎和“死母亲”综合征有类似之处,它们同样起源于母职功能的缺失,生物学母亲的抑郁,慈爱母性的丧失,但是似乎死本能并没有被激活,从而摧毁所有客体关系,最终导致抑郁性自毁。——我倾向的假设是,慈爱母性缺失更容易诱发男孩的“死母亲”综合征,形成日后的成瘾、冲动自毁行为,而对于女孩,似乎更容易诱发“害羞自恋人格”。(Kernberg,2014)

当然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说遇到的这组来访者,她们所缺失的慈爱,都或多或少地在父亲、男友、丈夫身上得到了补偿。

4移情-反移情特征

这也构成她们对男性治疗师的矛盾移情。

在治疗的早期,她们似乎容易理想化男性治疗师。表现在选择治疗师的时候“重男轻女”,治疗师的男性身份成为她们选择的重要依据。甚至有来访者告诉我,“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找女性分析师。”

在治疗开始后,这组来访者会体现为对治疗师的沉溺性“依恋”,尤其是依赖治疗师提供“温暖感”、“亲近感”、“在场感”。远程治疗、休假往往被体验为“抛弃性母亲”。

他们会幻想这些来自治疗师的亲情之爱可以弥补童年母爱的缺失空洞,并且期望治疗能够无限期延长,进行“白头偕老”分析。

这些受伤的女儿们不少人是精神分析粉丝或者成为了临床工作者,这种升华机制往往和理想化伴随在一起。他们往往期望自己和治疗师能够通过“共情”、“自体心理学”、“人本主义”、“温尼科特”、“依恋关系”、“母婴观察”等等专业活动来修补母爱缺失之空洞。

而且这一组来访者似乎并不抱期望,这种母爱缺损可以经由女性治疗师而修补,相反却会在男性的身上寻求母爱的满足。

比如说,我遇到一位来访者,她一方面理想化地认为我的共情能力高于一般人群以及她前几任治疗师,一方面又不断地抱怨我的共情不够温暖,在一次会面中,我邀请她想象和描述一下,如果一位绝对共情的治疗师,如她说崇拜的科胡特在场,会对她当前的抑郁如何“共情”,她说,“科胡特会说,你这么难受,实在太不容易了,要是我能代替你承受这些痛苦就好了。”

后来有一次,她在知道我有佛教背景后,问我,在我作为佛教徒的身份下,我是如何看待我和她的关系,我告诉她,“在佛教的观点中,一切众生在轮回中都互为母子,所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激动地流泪,说这就是她一生都在不断追寻的“共情”的治疗师。

我们不难看出,她所说的“共情”,其内涵和组成成分是多过罗杰斯和科胡特所说的empathy的,更接近于“慈悲”的内涵,尤其是在情绪层面,要求治疗师有慈母对于婴儿的无比爱护、界限模糊,以及勇于替代婴儿的苦难。

这种慈爱母亲意象的投射,具有荣格派所说原型投射或者客体关系所说的投射性认同的特征,治疗师一般情况下,都会或多或少地认同这一慈爱母亲的意象。

这种认同被意识化后,就形成治疗师自觉地使用慈悲喜舍练习来调整。有关慈悲喜舍的操作方法,我在拙著《感应转化——投射认同与移情炼金术》中已经详细阐述过,就此不在赘述。(李孟潮,2015)

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慈悲喜舍所涉及的反移情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慈悲喜舍是一种反移情防御,当一个治疗师需要通过慈悲喜舍来调整自身之时。他的无意识层面,是在已经认同了“抛弃性父母-被厌弃婴儿”这一配对。

这种配对被激活的特征,体现为治疗师针对来访者的困倦感、厌烦感,正如我们的来访者在她们出生后,其母亲可能有的内心感受,母亲们一方面要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要承受育儿带来的沉重身心压力,如果这个婴儿是自己的阶级仇敌的后代,自然母亲投注到婴儿的眼光不可能是科胡特所描述那种欣喜的闪亮。

治疗师体验到这些厌烦感后,如不及时代谢,就会形成各种隐形抛弃来访者的行为,最常见的治疗师无力保持对来访者的理解,遗忘预约时间。

还有一种反向形成的防御,我们督导小组称之为“赶快共情把你共走了事”。也就是说治疗师首先把“共情”全能化,把自性原型投射到共情中,然后期望通过提供大剂量的“共情”让来访者赶快结束治疗,这个行为的含义是“已经满足你了,你怎么还不走。”

来访者在觉察到治疗师的这种无意识冲动后,往往会借着要“共情”,要求治疗师给予“亲情”的关怀。比如说有来访者提出要治疗师在节假日的时候发问候短信,有的来访者要求治疗师在非工作时间提供长期咨询等等。

无可否认,治疗师的跨界行为,在这时候也许是有疗愈作用的,大部分情况下,它也是没有违背行业伦理的,如有的治疗师即便在度假时仍然会回应来访者的问候短信。但是这些跨界行为往往容易导致违界行为,治疗师最终侵犯了治疗边界,和来访者建立起现实的类似亲情、友情的关系,最终导致治疗关系破裂。

所谓“手术成功,病人死了”。

四无量心的观想,则提供一个幻想空间,过渡性时空,让这些可能的违界行为,保持在幻想的层面,治疗师除了自己抱持住这些亲情力比多的付诸行动外,也可以通过自助手册教授给来访者类似自我同情、内在小孩冥想等等技术。

我们心理治疗界常用的此类包含了慈悲喜舍的自助手册,多有佛教的背景,如Neff的《自我同情》,Gemer的《不可自己对抗,你就会更强大》,他们两位都是慈悲聚焦疗法(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的创立者,有明确的佛教背景。后者曾经到过杭州做工作坊。((美)克里斯汀·聂夫(Kristin Neff)著,2012;(美)克里斯托弗·肯·吉莫 著 李龙 译 ,2012)

一行禅师的著作《与自己和解——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