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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高级研讨班讲座 第二讲 记忆

来源:成都精神分析中心   |   发布时间:2012/3/16   |   浏览次数:     |   字体大小:     

 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高级研讨班讲座

 

主讲  Michle Guibal

霍大同翻译、居飞等人记录整理

 

 

第二讲 记忆

 

你们上次听我讲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特别是今天雨又大,是很好的借口。不过大家都来了。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做了许多梦,开始分析自己,进而写了《释梦》,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通过梦,发现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的记忆。如同癔症病人自由联想一样,他记下了梦,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反复此过程,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

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写了一本书,是给广大读者的,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阅读,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成了一件丑闻。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

癔症最大的特征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表现于躯体症状。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能够治疗癔症症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我们的培训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工作的。医生为了治疗,必须找到病因。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即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主体存在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父母、兄弟、姊妹如何?都是和生活在其中的、他所属于的那个群体有关的。例如头痛,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同时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而得到缓解。

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释梦》出版之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也与反犹有关。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历史联在一起。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政治、历史联在一起。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

此时我想起有一个成都人,是女的,叫张蓉,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鸿》。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祖父母的历史,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讲述,尽管二人都没有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讲述。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发现回忆是困难并且痛苦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提议的回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共同体。

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一个病转成了一个个人的、社会的、存在的历史。精神病学没有办法,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警察就将他抓起来,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

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只是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张蓉讲母亲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人也发现一个症状与文化、政治、宗教是相关的。所以,弗洛伊德要求患者做充分的联想,讲述历史,以达到身心的健康。

在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传统中有忏悔,不是自由联想,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神甫予以原谅。曾有一个时期,神甫不原谅,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可以查档案,询问其周围的人——这是社会学调查。精神分析不这样做,它只采用躺椅,只是讲述,而了解此人历史;让此人也了解、也懂得自己的历史。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而是作为一个秘密。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

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用于癔症患者身上。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混淆两个法语单词:Hysterique,Historique。弗洛伊德在Hysterique那里发现了Historique。(霍大同补充: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所以在精神分析学家的面孔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霍的解释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种快乐,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此与你们无关,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

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癔症患者,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

提问:

(听众: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试图区别真的与假的记忆,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Souvenirs Ecrans;因为一个癔症患者很难于讲述真实记忆,而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真实记忆的重新回忆。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都是积极的,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

(听众:区别好的与不好的记忆,前者记得住而后者记不住。)分析学家不回答、不判断一个记忆是好的或者坏的、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他只是说:“说出来到你脑海中的东西。”

你似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精神分析则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达到的状态也不一样。

弗洛伊德与张氏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个性别差别是重要的。

到弗洛伊德那里的人愿意讲,至少愿意讲他们遇到的痛苦,而弗洛伊德则询问是什么痛苦,什么时候等等,于是病人就开始讲述了。

精神分析学家也进入医院,情况有些不一样。他们跟医生谈,医生愿意跟他们谈;他们跟护士谈,护士愿意跟他们谈;只要患者愿意,他们也跟患者谈。

在北京我跟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谈,这些父母非常痛苦。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向任何人谈过。我只是听,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痛苦,间接地帮助了孩子。

同样,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病院里也是这样间接地帮助了病人。

(听众:统计数据表明精神分析的疗效如何?)精神分析学家不是统计学家,所以不统计疗效。因为分析学家接受了分析,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这与精神病学不一样,精神病医生们并未服用病人的药。

(听众:谈述痛苦的经验,再次痛苦,真的有效吗?)在法文中“打开”(ouvrir)=讲话,意识到未知的东西,如发掘三星堆,当然有痛苦,正视痛苦之后逐渐地得以消除痛苦。如果伤口已经好了,就不能打开,只能面对伤口叙述其历史;如果能够打开,就表明里面还有脓,需要重新处理。

一个人来找精神分析学家,是因为有一个痛苦折磨着他/她,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自己痛苦,从而需要说出来,以达到不痛苦。

在古法语中有一个成语——请你忍受我讲——意思是请你忍受痛苦而听我讲,因为讲话本身打开了痛苦经验,而打开意味着消除。

在精神病院中只要病人愿意说分析学家就听,包括集体地说。当然分析学家也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的局限。

我从不建议一个人吃药。如果允许病人讲述,他就会回忆童年。

记日记是自我分析,如弗洛伊德《释梦》一样。

时间:7:00-9:30pm,1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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